刘苇

要想充分认识一个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古人言:听其言,观其行。虽然如此,然而世上尽多嘴上说着口号,把公义、公平、公正挂在嘴上的人,一旦临事固然不见踪影。于今而论,仿佛人人都可以发声,对着各类的行为及现象发表着高谈阔论,有人曾经说当今是最好的自由舆论的时代,这固然是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然而我们所看见的所谓争论,又有多少真正值得去关注讨论,其所发表的言论又有多少真正是秉着自己的思考所发出。这个时代是诡异的时代,仿佛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却又让人感到人类在一步步的走向深渊。即便是从人的行为出发,也很难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我们偶然的看到一个人在向一个人挥着拳头,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呢?这个人不像个好人,因为我们看到的情景是他在向人挥着拳头,我们会觉得他可能在做什么违反着道德或者法律的事情。当然如果我们对着事情做一番深入的探究,也许事情的真相却正好在我们的反面,他反而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去做深入的了解,甚至也不会去进行辩证的思考。我们只是在我们眼中所见的事物去做出我们的判断。人们永远都是在用着自己的世界产生的价值表象,去思考着其他人的世界的价值内核。总体上而言,人类是在用自己的价值表象去构造着这个世界的图景,一切背离这个构造的都会被视为异质分子。从历史或者现实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这一类事情的发生,并且不断的重复。因为人类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他们总是对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感到兴趣,并周而复始的去验证这些东西,使之成为真正的规律。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凡是跟自己的行为与认知不一样的事物统统都会被归入到他们的对立面,并不惮于用最卑劣的言辞及行为来对着这些异质分子进行着攻击。姑且不论这些攻击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人类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思想来进行思考。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然而这却又是一个最为正常的事情。当一个人被人们认为是坏人的时候,任何一个敢于说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也往往会被带上同样的坏人的帽子。可是事情是这样简单的吗?如果事情能够简单通过划分门类来加以处理,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也许早就已经实现了。

    《The
Hours》(《时时刻刻》)是一部深具灵魂光芒并含有弦乐般耐人寻味韵律的电影。

可是现实总是在人的理想的反面,并不断的冲击着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思考。事实上,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永远也只能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去思考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旦离开或者不与自己的设想一致时,攻击便会自然的产生。

    这部影片之所以令人注目,是因为它有着一个异同寻常的文本——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影片较忠实于原著。我深信导演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是在深刻领悟原著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涵义、并在拍摄时力图加以充分表现、才使影片具备了光辉出众的品质。

一六四二年对于明或者清来说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有一句话叫做此消彼长,这一年对于明或者清来说都是最好的注解。这一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整个东北都陷入到满洲的统治之下,明对于满洲的防御仅剩下吴三桂的山海关。然而对于领土的丧失并不是明最为致命的损失,因为当时明依然具有着广袤的疆土,用于着绝大多数的人口,军队数量依然是清军的数倍甚至几十倍。明的丧亡是一件及其复杂的过程,并非是仅仅松锦之战的结果,然而松锦之战的结果却间接的导致了明清之间的消长。本来是一场正常的战役,胜败也本来并非绝对的必然,为何松锦之战会在历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便在于当时的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后兵败被俘,并在满洲的劝降下投诚,并在日后清军南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我并不想谈论洪承畴对于明朝的或者清朝的贡献,这些在史书中,更甚至在现在的电视剧中都有着精彩的演绎,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人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关于当时的明遗民对于洪承畴的评述。

    影片是根据美国新锐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发表于1998年同名小说改编。小说《The
Hours》(无论电影还是小说,《The
Hours》译名很不统一。小说:台湾希代书版集团2000年6月第一版,译名为《时时刻刻》,译者蔡悯生;大陆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译名《丽影萍踪》,译者刘新民。电影:译名有《岁月如歌》、《岁月挽歌》、《此时此刻》、《时时刻刻》等。本文为论述方便,均称《时时刻刻》。)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当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The
PEN/Faulkner Award),翌年又获得“普立策小说奖”(The Pulitzer Prize)。

清江日升《台湾外记》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洪承畴承贝勒命,亲诣尚缮监请见,道周喝曰:“青天白日,何见鬼耶?松山之败,承畴全军覆没,先帝曾设御食十五,痛哭遥祭,死久矣。尔辈见鬼,吾肯见鬼么!”遂闭目。……贝勒诸王见道周抗节不屈,益重之,令人再劝。承畴亦遣门生往劝,道周书一联:“史笔流芳,未能平虏总可法;洪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承畴)。”粘畴署前,畴见笑曰:“庸儒不识时务,毋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启诸王,出道周于曹街。”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黄道周在见到洪承畴的时候为什么会说青天白日见鬼呢?为什么会说洪承畴松山之败后既已殉国,崇祯设御食十五,痛哭遥祭呢?原来最初松山兵败,传到朝廷的战报是洪承畴战死,当是时,举国震动,崇祯皇帝亦曾下召衣冠举行国葬,并设坛纪念。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有如是记载:“北都正阳门西月城中有关壮缪庙,东月城有观音大士庙。其观音庙乃崇祯中敕建,以祀经略洪承畴而配关壮缪者也。后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故而黄道周会有上述的言论。从黄道周的话语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于洪承畴的意见,在他看来,洪承畴活着不如死去,更确切的说法是洪承畴应该殉国。明林涵春的《节义文章》曾对此有着更为清晰的记载:“时大帅经略(即洪承畴),辅臣同年友也,且属同乡,仰德业清望,援共事解释,夜半微服,称名过招,先生愕然,大恸曰:‘吾友久死封疆,烈皇帝诏太官大牢九坛吊祭忠魂。人耶?鬼耶?何物鼠辈,窃姓字污玷清名?’其人惭退。”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为何会受到如此的青睐?

在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的一则记载更加令人感到吃惊:“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如果这则故事属实,则足以令人齿冷。

钱泳的《履园丛话》则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归顺本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大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揫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邱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发现黄道周的思想痕迹。洪承畴的不死对于明遗民来说是一件在思想上没有办法迈过去的坎。坊间曾有这样的传闻,据说洪承畴喜欢书法,也喜欢楹联。他曾为自己撰了一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上联表现出他十分感谢皇恩浩荡,下联又表现了自己对皇帝的忠诚,是一副好联。后来洪承畴降清。有人为了讽刺洪承畴,就在上联和下联的结尾各加了一个字,上联加一个“矣”,下联加一个“乎”字,于是这幅对联便成了“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在这个故事中,关于当时明遗民对于洪承畴的逻辑便鲜明的表现了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洪承畴既然身负皇恩,便当为国而死。

    小说表面上讲述了20世纪不同时代三位女性一天的精神生活。

细说起死国这个概念,大概处于《史记》。司马迁曾在记述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曾记载下来当时陈吴谋划起义时的言论:“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在这里,为国而死是造反的口号。虽然后世渐渐的变成一种公义的行为。但无论语义的变化是怎么样的,为国而死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吗?如果没有为国而死是不是就是一种罪恶呢?如果说洪承畴是身负皇恩,不战而降,对于洪承畴来说固然应有一种道义上的谴责,但是松锦之战,洪承畴是力竭而降,对于明应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不禁想起汉武帝时的李陵,同样是兵败被俘,同样是投降异族,两者的境遇大不相同。这或许与清最终统治了中国有关。固然洪承畴作为贰臣,对于明的覆亡有一定的影响,但把为国而死的枷锁强行的夹在洪承畴的勃颈上未免是一种舆论的谋杀。

    1923年伦敦郊区。弗吉尼亚•吴尔芙在她的乡村宅邸构思那部与维多利亚时代趣味相去甚远的小说《达洛卫夫人》。清晨,她醒来后没有立即起床,神情恍惚迷离,一直缠绕她的头痛病微微有些好转。窗外有鸟叫声。她感到乏力,神思恍惚,又迷迷糊糊小睡了一会儿。在梦中她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花园。花,将花作为小说开头很不错。她醒来后想道。她起身走进盥洗室,面对盥洗室内镜子中映显而出那张灰黯的脸不免有些丧气。它与心中意象正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洪承畴并没有死于人们对于他的咒骂,但对于他的争议开始延续至如今,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洪承畴在清朝也没有多高的地位,甚至被清朝乾隆皇帝列在《贰臣传》第一,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

    1949年美国洛杉矶。布朗夫人在家中阅读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她有一个忠实的丈夫,一个敏感可爱的儿子,似乎一切都无可挑剔。但她仍感到百般无聊,深为受困于平庸家庭生活而痛苦。这一天是她丈夫生日,但她无心为晚上生日庆祝准备蛋糕,想一人躲进旅馆里像吴尔芙那样躺在床上阅读《达洛卫夫人》,然后自杀。她将儿子寄托给邻居,告别的那一刻,敏感孩子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叮嘱母亲一定要来接他,并跟在母亲汽车后面追赶……

这篇文章并不是为洪承畴翻案,笔者也无意于此。只是借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慨。毕竟在当今,以笔杀人、以言杀人的可能性变得微小,但是污名化却变得越来越重。仿佛一个人只有一个标签,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标注一个人。如果有人对标签提出了异议,人们便会把他也划归到那个标签中去。至于公众到底是谁,真实的面貌是怎么样的,不会有人在意,只要声音足够大,敢于对一切的反对意见举起言语的斧头就可以了。

    20世纪末的纽约。一位名叫克拉丽莎女编辑正要出门买花。因她名字与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相同,朋友们都戏称她为“达洛卫夫人”。她幼时恋人、诗人理查德刚获奖,她得为他获奖筹备晚宴。当她出门那一刻,注意到晶莹剔透阳光正在游泳池的蓝绿色水面上摇曳荡漾,不禁心有所感。时值六月早晨。

附记:崇祯祭奠洪承畴文

    身患爱兹病的理查德没能度过这一天。他厌倦了生活,那天下午他从家中窗口飘然而下,迎接午后灿烂阳光。小说结尾,在纽约的克拉丽莎面对业已取消晚宴而留存下来的佳肴萌生了一种极度的孤寂感。深夜,已届耄耋之年、当年被儿子忧郁双眼刺痛的布朗夫人造访。原来自杀的理查德正是布朗夫人儿子。

维大明崇祯十五年五月,皇帝遣官致祭于故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之灵前而告以文日:呜呼!劫际红羊,祸深黄龙。安内攘外,端赖重臣。吴天不吊,折我股肱。朕以薄德,罹此蹇剥,临轩洒涕,痛何如之!

    小说以迷蒙而清澈语调、印象式碎片、瞬间的意识流动、深度意象和蒙太奇手法,描写了三位不同时代女性心灵世界。作者以精湛技巧、精致而繁复的结构,深入她们万花筒般意识中,再现她们心灵镜像,宛如月光照彻下小溪,隐约显现她们内心水下生物、鹅卵石和蔓生的水草;并以类似超现实手法将吴尔芙传记片段与美国中期和晚期两位女性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复调式地安排在同一文本中。

曩者青犊肆虐于中原,铜马披猖于西陵,乃命卿总督师旅,扫荡秦、蜀。万里驰驱,天下知上将之辛劳;三载奋剿,朝廷纤封疆之殷忧。方期贼氛廓清,丽日普照于泾、渭;诓料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蹂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星夜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躬亲戎行;未建懋功,遽成国殇。呜呼痛哉!

    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时时刻刻》的文本中还暗中指涉着《达洛卫夫人》的文本。这一手法极具创造性。因为这种指涉并非文本的明确援引,也非一般意义上续作,或对以往书籍与相同材料的改写和创作(如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对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反思;让•阿奴伊《安提戈涅》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重新考察);而是运用象征手法将两种文本晦涩地镶嵌在一起,犹如两面相互映照镜子在暗中增殖。坎宁安的《时时刻刻》是在延续了《达洛卫夫人》基础上的一种对吴尔芙生命意义重新思索的再现,是对吴尔芙内在精神所作的一次富有诗意的冥想。

自卿被围,修逾半载。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睢阳义烈,堪与比拟。无奈壮士掘鼠,莫救三军饥馁,叛将献城,终至一朝崩解。然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弱马中箭,继以步斗;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微而忽零,浙沥不止,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

闻卿被执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槛车北去,日近虏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追入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惟日闭而罔视;艳姬侍立于榻前,卿惟背向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病不能兴,鼓卿余力,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倒地而死,目犹不瞑。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

    弗吉尼亚•吴尔芙全部小说,几乎都是她自我精神探索的一种“传记”,从她早期习作全是对传记练习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许跟她父亲对她影响有关。(弗吉尼亚•吴尔芙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学者、编辑和哲学家,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撰写《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等著作。)她的作品总是在探索自我生命处在某一阶段中意识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达到的深度。

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建祠建坊,国有褒忠之典;议谥议恤,朕怀表功之心。卿之志节功业,已饬宣付史馆。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

    “《到灯塔去》构成了弗吉尼亚•斯蒂芬童年生活的最后景象;在第二阶段,《出航》给一位年轻女性的知识探索打上了印记;那么第三阶段高潮就是《海浪》,进入成熟期小说家将描绘出意味隽永的生命经典性轮廓。”(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英)林德尔•戈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P162。)而无疑,《达洛卫夫人》更是一部具有这种传记性质的小说。

    1922年,她那带有实验性质、打破了传统叙述逻辑和充满印象拼贴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出版,这部小说也是对她哥哥精神成长的一份记录。该年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代,与她同年出生也同年死亡的乔伊斯出版了划时代著作《尤利西斯》、T•S艾略特发表了《荒原》。那一年她年届四十,精神处于相对稳定期。

    但随后,恐惧衰老暗影像蛇一样啮噬着她那脆弱神经;同时在心灵上她也没有完全摆脱精神疾病对她的影响,她几乎可以察觉到内心深处那股疯狂念头又缓慢袭来。她只有靠写作《达洛卫夫人》来抵抗心中阴影,却也将这种挣扎的印记留在了小说中。她曾在《奥兰多》中说:“一个作家的灵魂的每一个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中”。(转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伍厚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P1)

    《达洛卫夫人》是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它犹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一天生活来刻画人物心理时间上的一生。漫长生活经历涌入人物意识河流中,不时在内心激起沉思、回忆、追索、感想、体悟生命的浪花,汇集着人物心理五彩缤纷的印象图案。吴尔芙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写作手法,开篇起就直接进入人物心灵世界。小说由两条并行不悖线索组成,来映显两个截然不同人物的内心。

    克拉丽莎•达洛卫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丈夫是国会议员。六月早晨,她出门买花,要为有首相参加的晚宴做准备(这一情景与《时时刻刻》中纽约女编辑出门买花相同)。那天阳光明媚,清风微拂。大本钟不时发出深沉悦耳之音。她思绪飘动,想到三十多年前同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和彼得正在恋爱。但她最终没有嫁给喜欢冒险的彼得而是嫁给了稳重的达洛卫先生。彼得将要从印度回来,她想,要是当初嫁给了彼得,她的一生会怎样?伦敦街头上的声色光影不时触动她的联想。

    小说还有另一条线索: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老兵,因受炸弹惊吓而患精神疾病。当达洛卫夫人在花店内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汽车火花器发出巨响声时,他在街上游荡也听到了。最终,他为摆脱时时袭来的内心惊恐跳楼自杀。

    夜晚,达洛卫夫人在晚宴上听到宾客中有人说起赛普蒂默斯自杀消息,内心震动。他们是两个阶层的人,彼此互不认识,但在内心深处却对时代有着相同的感受。小说真实反映了第一次大战后现代西方人焦虑、困惑和恐惧心理。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时时刻刻》中自杀的诗人理查德对应着《达洛卫夫人》中的赛普蒂默斯。他们同样怀着内在不安生存着:一个在战争中留下了精神疾病,一个患上了爱滋病;都是时代烙印的反映,象征着不同时代却同样在人们心中所造成的疾患。

    然而,即便是赛普蒂默斯这样一个略显突兀的人物(相对于吴尔芙的生活世界来说),也是吴尔芙拿来印衬达洛卫夫人精神侧面的。吴尔芙曾在一封信中说,她必须通过赛普蒂默斯的性格来完成达洛卫夫人的性格,她所“部分意识到的生命枯竭感正是要通过那个疯子的病态作戏拟性表现”。(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73)

    如同吴尔芙想通过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这两个人物来探询自己内心深渊一样,在《时时刻刻》中,作者坎宁安真正意图也是要通过书中人物综合再现吴尔芙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这两位女性;他想看看假如吴尔芙生活在50年代和世纪末的美国会怎样。

    无疑,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都有着吴尔芙的影子,她们都是射向吴尔芙精神生活的一个朦胧投影。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处在经济复苏期,布朗夫人就像达洛卫夫人一样生活富足,但却精神萎靡,内心总有一种像是被悬浮在空中的惶恐不安的感觉,生命的无意义意识时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正是吴尔芙心中常常难以摆脱的感受。而纽约的女编辑在街上耀眼的阳光中似乎感到总有一丝不祥的阴影在笼罩着她,直至最后她受到死亡冲击,这一切也都是吴尔芙生命历程中的主题。

    在《时时刻刻》中,作者还赋予布朗夫人朦胧同性恋倾向,而到20世纪末的女编辑身上,作者索性将她塑造成同性恋者,这是在暗示忧郁孤寂的吴尔芙如果处在20世纪末期,她原有的回避社会的心理倾向很可能发展成同性恋性心理倾向。

    另外,布朗夫人的名字也不是没有来历(其实在《时时刻刻》中所有人物都可在《达洛卫夫人》中找到对应)。吴尔芙在一篇《贝内特和布朗夫人》文章中虚构了一位坐在火车上的老妇人形象,她称布朗夫人为“永恒的”和“人性的”,“是从英国文学开往另一时代”的“幽灵”。(见《论小说与小说家》吴尔芙著,上海译文出版社P308)

    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坎宁安是在将吴尔芙作为一个精神个案进行研究,它像一面放大镜,放大了吴尔芙的生存意识,将她精神历程放在整个20世纪中的一个更为宽泛和更长远的背景上来进行考察。而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THE
HOURS》更是泄露了这一点。因为吴尔芙在撰写《达洛卫夫人》的初稿中就是将小说题名为“THE
HOURS”。

    《时时刻刻》是一部知识分子式的小说。作者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吴尔芙精神世界作一次遐想式的探询和论证,以及对她性格的可能性延伸进行了艺术上的重塑;而同时他又通过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来反映西方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这一双重目的,构成了这部小说不同凡响的品格。

    这是一部对吴尔芙遥遥致以敬意的小说,是对《达洛卫夫人》文本所作的一次歌唱性礼赞。它弃绝了现实的喧嚣,直接沉入人性深处,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以及对存在产生的倦怠感和疏离感。它关注精神内的骚动,努力挖掘人物背后的“美丽的洞穴”(吴尔夫芙语),以一束智性之光照亮她们丰满的意识,刻画她们心灵的影像,质疑生命的本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她们游离于时代,同时又以自己方式固执地抗拒现实。她们在《时时刻刻》中交叉出现,犹如一次相互轮回、一次在特殊时空内的重逢,原先她们独自的精神幽吟在这部小说中汇成了女声合唱曲。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吟唱组成了这部小说心灵圣歌般品质,一部灵魂的奇书。

    富有意味的是在《时时刻刻》序曲中,作者在故事开始前先出人意料地描写了吴尔芙的自杀——1941年战争爆发后某一天她投河自尽。“她被流水迅速冲走。就像是在飞翔,一个虚幻的身影,双臂向外张开,头发飘扬……天空的阴影在水面上摇曳不定。”(见台湾希代版《时时刻刻》P34)这一情景正好与小说第一章描写纽约的克拉丽莎出门买花时面对水面上摇曳的阳光偶有所感遥相呼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暗连,是对将要出场人物命运的一个暗示、一次排演、一种影调和一番预言。它奠定了这部小说挽歌式的基调。当你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时,哀婉会有如烟霞般从心中缓慢升起,渐渐占据你整个心灵空间。

    作者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曾被《洛杉矶时报》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生于1952年的俄亥俄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居纽约。199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使他一举成名,在该书出版前一年,他将其中一章取出命名《白天使》(White
Angel)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后被评为1989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1995年他又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血与肉》(Flesh
& Blood)。而1998年出版的《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从他小说出版时间上可看出,他对自己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作。

    在小说《时时刻刻》中,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导读者穿越小说人物粼粼波光般的意识深处再进入吴尔芙的精神世界,这一奇妙的手法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创性。他创作实践证明了吴尔芙在《现代小说》中所阐述观点:“人生是一圈光芒四射的晕轮,是自始至终环绕我们意识的半透明的封套”。(引自《论小说与小说家》p8)可惜原作中富有诗性的、极为微妙的语言特色没有在译林版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小说在2002年被拍成电影。三位女性分别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尼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

    值得称道的是、有着上乘表演的尼科尔•基德曼,她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吴尔芙,她出场时那种低垂的冷冷的目光、写作时在笔筒中找笔的手不由自主的痉挛、紧张的肢体语言等,将吴尔芙的敏感、神经质、脆弱和孤傲的心灵表现得惟妙惟肖。电影同小说一样,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将影像聚焦在人物的内心中,从而构成了一部电影版的20世纪女性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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